■专访缘起

 

　　在宝安,谈文学,绕不过“打工文学”这个弯。

 

　　打工文学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最初由林坚、安子等“打工作家”自发形成,绵延至今。多年来,对打工文学“毛茸茸”的、元气淋漓的创作特点,评论界臧否不一,但不管如何,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生态已在宝安落地生根,并成为宝安文化的一块品牌,作品亦有登堂入室之势。日前,由中影集团投拍、改编自宝安打工作家郭建勋长篇小说《打工》、作为两个“30年”献礼片的电影《天堂凹》在宝安开拍,即是一个明证。

 

■郭氏小传

 

　　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,高中毕业后入伍湖北武警总队,1993年来深务工,1998年开始文学创作,次年底进入《大鹏湾》杂志从事编辑工作,业余创作,凡五载,发表各类作品逾100万字,尤以散文随笔、纪实作品居多。2005年重拾小说创作,撰写长篇《深圳,我投降》、《打工》(原名《天堂凹有落》),出版短篇小说集《偷妻》、长篇人物传记《陈仙姑的故事》等。

 

■人物速写

 

　　在宝安打工作家群中,老郭堪称是最符合“打工作家”四个字的人之一,他的深圳生涯,即可划分为两个部分:一曰打工、二曰写作。他是一名“老打工”,1993年来深,15个年头,足迹踏遍宝安工厂、企业、杂志社、事业单位,职业飘忽不定,打工仔的身份却始终没变,至今仍是农村户口。他也是名“老作家”,十几年来,他一边上班糊口,一边爬格子自娱,发表作品之多,体裁之广,也算一个异数,小说、散文、古典诗词、人物传记、纪实文学,甚至新闻通讯、材料等等,无所不包,之所以这样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“稻粱谋”。

 

　　此言不虚,“稻粱谋”是很多打工作家的写作方式,无奈,却不无助,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自助,我笔写我心,我手养我口,俯仰天地,风骨自见。老郭写得很勤奋,糊口之外,尚需养家；老郭也写得很认真,稻粱之外,尚有精神。

 

◤◤焦点访谈◥◥

 

“《天堂凹》是深圳打工者的命运地标”

 

　　记者(以下简称“记”):今年7月5日,根据您的长篇小说《打工》改编的“两个30年”的献礼影片《天堂凹》在宝安开拍,请问您的这部小说是如何被“发掘”出来的?

 

　　郭建勋(以下简称“郭”):整个过程应该说充满偶然。我酝酿了很多年,一直想写一部全面反映底层打工生活的长篇小说,为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立个传。2005年底,我就开始动笔了,因为厚积薄发吧,写得很快,2006年7月份,就写完了。写完之后,我就开始为自己的小说找“婆家”。也许是机缘巧合,我的一位老同学来深圳游玩,我便将小说交给他。数月后,他给我的反馈说,著名演员吴军看了我的小说,很感动,“哭了又笑,笑了又哭”。于是,吴军就把小说推荐给了尹力导演。尹力导演看后决定购买电视剧、电影的改编权。原来是准备先拍电视剧的,今年6月份,尹导演称,已经向中国电影集团报了题,先拍电影。　“天堂凹”是小说里的一个主要生活场景,他们用了这个做题目,据尹力导演说,拍电视剧的时候,题目仍是用《打工》。

 

　　记:您的长篇小说《打工》到底写了些什么?您认为它为什么能打动尹力导演这些人?

 

　　郭:小说写完之后,我在小说的前面写了一个题记,“一部从另一个角度透视深圳3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小说,一部记录一群卑微打工仔30年生存状态的小说,一部演绎打工场悲欢离合的打工《兄弟》,一部打工版的《活着》!”小说以整个深圳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做背景,全面展现底层打工者的生存状态,他们的喜怒哀乐、他们的酸甜苦辣、他们的爱恨情仇。原来的名字叫《天堂凹有落》,像坐公共汽车,这些人一个个在这个叫做天堂凹的地方下车,开始自己的生活,很随意也挺主动。深圳是天堂,也是炼狱,所以,我取了天堂凹这个名字,天堂有个缺口,天堂凹,其实就是深圳打工部落的一个命运地标。我想,这个小说之所以能打动人,是因为它的真实,原汁原味,真实地反映了小人物在大时代里头的人性光辉,不拔高、不贬低、不神化、更不妖魔化。

 

打工文学宜“在雪地里撒点野”

 

　　记:打工文学是宝安文学的一个符号,在宝安,聚集了很多像你这样的打工作家,就您的观察,这群人是怎样一种写作状态?

 

　　郭:宝安确实聚集了一大帮所谓的“打工作家”,一边工作一边写作,原来基本上呈游离状态,各干各的,默默地写。但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,有些人被“招安”了,进了政府或单位,成了专业作家或公务员啥的,基本上不写“打工文学”了；还有一些辞职做了“自由撰稿人”,什么来钱写什么；还有一些则主动放弃了,专心做生意或者上班去了；剩下的一些则仍在写,拼命地写。我想,也许最后的这拨人可能会给“打工文学”出点成绩。我始终认为,文学这东西还是需要点执着精神的,总把它当作敲门砖之类进身之阶,于文学是一种不恭,也不太可能出大成绩。

 

　　记:打工文学一开始,就因其“文学性不够”饱受诟病,现在20多年过去了,您认为打工文学现在“文学”了吗?

 

　　郭:打工文学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一直以来,很多人前赴后继在写,由最初的自发状态渐渐转化成了自觉状态。如果说原来的打工文学多少有点“控诉材料”的味道的话,那么,越到后来,越向文学靠拢了,像文学了,近年,如戴斌等人陆续在《人民文学》等主流杂志亮相,就是一个证明。这是个喜事。但喜中有忧的是,唯如此就证明打工文学“文学”了吗?现在的情况有点像一个富人家的弃子,多少年了,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,做DNA,甚至打官司啥的,非得证明不可。真个证明了,又成了富人家的儿子,却又失落了,也不过如此。我的意思是,就打工文学本身来说,还是野点好,就如同当年摇滚乐手崔健的歌词说的,“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”,非得往主流里凑,会迷失自我的。　

 

激励更多的打工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

 

　　记:近年,宝安区政府花大力气扶持打工文学,去年,给不少打工作家“奖”了户口什么的,今年又将出台一系列的奖励措施,你对此有何看法?

 

　　郭:是的,我好几个朋友去年就得了“深圳户口”,令人羡慕。重赏之下,必有勇夫,我相信,这将激励更多的打工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来。古人说,学而优则仕。现在,写而好则“深圳户口”,也是一条捷径。深圳柴米贵,居之不易,对于这一点,不少打工作家有切肤之感,现在政府施以援手,尽可能地改善一些人的创作环境,善莫大焉。当然,文学这东西是有自己的规律的,古今中外,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有自己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,而且,外力毕竟是外力,关键还得靠打工作家自己。打工文学以后能不能出一点大的作品?能不能流芳百世?同志仍需努力。

 

　　记:您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?

 

　　郭:计划是有,比如想写个《身份证》的长篇小说,都构思了很久了,但事情多,一再耽搁了,我们毕竟不是“专业作家”,平时要上班养家糊口,随便一件小事都比写小说重要。我想,这也是很多打工作家面临的困难,只能忙里偷闲地写。